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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实践教育是完善与不完善的完美结合，其保留的某些不完善是开展深层次教育的最佳契机。它会使教育过程显得有趣，让人感到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而每个人天生就有向生活学习相关知识的欲望，这种天性只有在那些善解人意且启发力强的老师面前才能得以施展，这样的老师必定在学术上具有权威。

    如果在教育活动中老师的学术精神受到压制，那教育活动自然会在误区中转悠。如果我们具体以数学教育的发展为例，其中的轨迹可以看的一清二楚。

    数学对事物向高水平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数学教育是一种应用领域，它从数学以及近晚期的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派生出它的内部，从教育学派生出它的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派生出它的理论。社会上主要从事与数学方面有关工作的人比较少，其组成主要有三类：1、中小学数学教师；2、大学数学教师；3、较少量的数学研究者。尽管中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占数学从业人员的95%，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们在数学教育方面一般是不积极的。例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是世界公认的数学教育方面最强最积极的国家，他们只有大约10%的任课教师属于当地的、州的、或省级的组织，不到5%的是属于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团体。由于绝大多数数学工作者对数学本身并无兴趣，他们大都不愿意参加与数学有关的活动，数学教育的领导权无耐地交托给了大学的师资培养者和大学中极少数的数学研究者。

    半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中学教的数学是1800年代的大数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事情有：内容——教什么，课程安排——怎样组织教学大纲，以及方法——怎样最好地把教学大纲的内容教给学生。其中有些方面的内容是重叠的。教学改革的步伐很小，或没有什么变化。由于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伴侣－1号”发射成功，此举标志着西方失掉了科学领导地位的皇冠。在随后的50年中，人们对有别于教育学领域的数学教育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新数学教改。它几乎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新数学主要是那些在数学教育上贡献最小，却又要把“数学教育提高到20世纪水平”的大学数学研究家们的一种尝试。美国给予了这种活动以巨大的政府资助；英国则给予了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但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这种活动把诸如集合、非十进制计数、向量和矩阵、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形式逻辑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到中小学去，并向更低年级大力推行这种教育。例如，学生在小学开始学习文字题的代数解法（把“小虎比小明多五颗子弹，他们总共有九颗子弹”写成T＝M﹢5和T﹢M＝9）。还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算法的注意力集中于象“对于任何a有a•1＝a这样的更一般的原则性概念上去，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许多具体的数学计巧用起来没有问题。”

    新数学教育用于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数学教师面对自己也不十分熟悉的新数学内容和课程，被迫放弃了老一套有用的教学方法，转向了一种即无启发性，又脱离现实生活意义的应用教学结构。因此，虽然在代数课中还是向学生介绍分配律a•（b﹢c）=a•b﹢a•c,但学生却难以充分了解分配律的实用价值，像33×23,0.5+0.8,（a﹢b）中那样，或者在更高水平上去理解分配律,是把另一种单个的加法和乘法的基本运算联在一起了。到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面对从未有过的大批厌学学生及严重的情感问题，深感新教育对学生的成长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他们迅速号召数学教师再不要使用新数学这一名称。对新数学的回归基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回到基础训练方向，直接删去比较新的课程，完全回到30年代大多数学生能够理解与按受的课程范围内；第二种是从数学课程的发展，只对选修数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性运动。

    经历了新数学教育的惨痛教训，现在欧美国家对学生的评价更多采用学分制，学生根据自己特性对学习科目的轻重有所选择，这样，从制度上减少了无谓学习情况的出现，让他们在自己能够理解的科目上多争取学分，努力达到总学分要求。教师对有深度的教学，只针对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把他们带到课堂内、或一个小组、或个别学生在一起工作。这种教育思维的改变，对人类大多数事业发展来说是种福音，因为世界95%以上的职业并不需要过于抽象的数学思维去解决问题，它只需要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的朴素算数，去求解生活问题。

    相对中国基础教育而言，最近这些年好像成了某些理论家妄想的试验场。每类专家总是过分夸张自己学科的重要，使得教育被拆的七零八落，而不能从整体发展方向观察教育的本质。像数学专家只看数学，语文专家只看语文……使得教书技法顶替了怎样育人。

    世界上，对于缺少实践教育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了。尽管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德》中劝人劳动，但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威廉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上等人。1751年，富兰克林任宾州议会议员，他竟采取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任议会办事员。1751年富兰克林带儿子去英国，威廉进了伦敦的贵族学校。1762年牛津大学赠富兰克林以名誉法学博士学位，而在同一典礼上又增他儿子威廉以名誉文学硕士学位。由于威廉在英国有了忠实的伙伴，最终他成了美国死心塌地的叛徒，服务于英国。

    号称多面手能人的富兰克林，他费尽心血却培养出了一名叛徒儿子。这儿子所谓的叛，不仅指叛家，更指叛国。虽然富兰克林多次规劝儿子，但均毫无效果。他一直无法原谅儿子的叛变行为，他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在遗嘱中把财产全留给女儿和孙子。

    富兰克林是用特权维系“学而优择士”教育的典型。这种教育最明显的特征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排斥社会综合实践教育，使孩子缺少忠诚的伙伴，及知识没有产生服务方向。

    人类历史明确告诉我们：那种“学而优择士”教育所培养的人人格缺少稳定，其所产生的教育恩泽只有在特权稳定的保护下才能存活，一旦遇到外部因素竞争容易失去忠诚，一世而斩。

    对于孩子的成长，从8岁到18岁其智力与体力还不足以进行艰苦且狭窄的学习活动，谁要愣这样做则孩子会成为过早耗尽精力的牺牲品，其成长轨迹是：起先，这些年轻幼嫩的人，煞有介事地具有成人气派，很是聪明，肤浅者会把这些看成是教育的优质成果并推广。可当孩子长大成人，该成为大人的时候却沦为孩子，他们性情浮躁，情感淡漠，缺少责任。

    关于人的教育，对课本知识的学习必须要与社会有用的事实与良好的原则结合起来，否则智力会随年龄的增长而变得迟钝与衰退。很明显，智力寄生于肉体，人类社会无论是政治伟人还是科学巨匠，及热衷家庭事物的芸芸众生，在其身心成长、进展和衰退的过程中，无不严格地体现出身体、智能与忠诚的共鸣关系。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从小到大一直出类拔萃，他们都是不断通过泛化的社会常识教育产生良好动机的，而成就自我。

    人才，是那些能够自我管理的人们，他们上天不分贫富贵贱为大地苍生播下的种子，每个国家必须全力物色、培养、享用这些人才，这也是民族强盛的基础。特别是在人才群体中，国家建设一支政治忠诚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对一个民族有多重要，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事情也许会有更多的思考。

    大清晚期，上海创造了一个所谓“对华门户开方政策”而闻名于世。说来奇怪，这门户开放政策的谈判对象竟然不是中国。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早以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只要有助于镇压革命就国门大开，不存在开门不开门的问题。故美国所要求的开放，并非要求于清政府，而是要求于其他列强，即英国、法国等欧洲老牌资本帝国。第一，美国是一个新兴资本帝国，其侵华历史比不上英法老牌帝国深厚；其次，美国离中国太远，比不上日本和沙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中国这块肥肉被英法日俄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不许旁人染指。正是这样，美国才要求“对华门户开放”。

    按理说，我对你开放，你当然也该对我开放。但实不然。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了是达官富人还是流氓瘪三，都可以随时随地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但中国人却不能随意去美国。说是这会给美国带来“低等人种之祸”。

    早在1894年，美国同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过一个限制华工入境条约，这个条约有效期为10年。1904年该条约到期，理应重新修订或干脆失效。但美国国会却在劳工联合会头目贡泼斯的催促下，表示一字不动地延长该条约。这个决议案首先在华工中引起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此项不平等条约，否则就抵制美货。但对清政府来讲，洋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华工的呼吁当然就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

    正在这时，旧金山码头又发生了一起侮辱华人事件。有一批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二名新闻记者，在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无理搜查和人身侮辱。记者马上原原本本地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上海同行。于是上海商人和知识分子闹出了一场当时震动清朝，同时又震动美国的抵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少卿领导了这场运动。曾少卿是当时正在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阶级本来就感到美货对中国的倾销给中国工商业带来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们对抵制美货的建议是愿意采纳的。

    上海振臂一呼，全国群起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从1905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内，美国对华输出下跌了一半。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马萨诸赛州。马萨诸赛的选民纷纷向州长洛奇提出质问。洛奇正愁眉苦脸。此时罗斯福不但不谋求妥协，反而火上浇油。他竟在报纸上称：“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必须使中国人明白，在必要时用武力来使他们明白，他们不但不能搞什么义和团来杀害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而且也不能搞什么抵制外货运动来向强国施加压力。”

    洛奇见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时恰巧一位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来看他。洛奇向朋友请教解决问题的良策。史密斯说：“中国会煽动闹事的就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但能量却很大。领导太平天国造反的是一个没考上举人的秀才洪秀权，搞戊戌宫廷政变的是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最近在搞反清运动的是一个留美留日知识分子孙逸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个人主义者，你及早满足他的愿望，他就为你所用；否则，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发现孙逸仙曾向清延进万言书，如果当时清延接纳了万言书并委以重任，那么，孙逸仙肯定就会成为梁启超第二，而不可能成为后来的民国孙大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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